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器械由外企垄断，中国企业一直处于模仿和跟随阶段。近年来伴随着技术和人才的积累，中国以心血管医疗器械为代表的创新正在不断涌现。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前夕，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生物医药这些年作为上海发展的三大战略之一，虽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距离全球创新策源地的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一直在呼吁，上海作为一个领跑中国科技发展的大城市，一定要有情怀，有眼光能够提前谋划，医疗器械也是这样。”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正确评估市场需求
  他认为，上海有很多从国外回来创业的科学家，汇聚了众多一流的大学，在材料科学等对于医疗器械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具有优势；上海也是资本的聚集地，有利于创新医疗器械的转化；上海还是重要的出口港口，对于未来医疗器械的海外出口也十分重要。
  葛均波表示，要打通医疗器械创新产业链，上海应该在多个环节寻求突破。首先是从政策方面应该更加鼓励企业创新，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土壤；其次是要从知识产权方面保护创新的成果，激发创新热情；第三是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加速创新从概念到产品的转化。
  “我曾经多次到访过以色列，以色列的创新值得我们借鉴。”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以色列政府给企业提供资金，等到企业产品上市并且盈利后，再将利润返还给政府，反哺更多创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所以以色列国家虽小，但不断有优秀的创新成果。”
  伴随着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资本开始涌入器械赛道。在谈到如何看待资本与创新的关系时，葛均波院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认为整个医疗器械创新链没有资本的参与一定不行，但资本是趋利的，资本介入过多以后，也应该警惕其产生的负面影响。”
  葛均波表示，资本靠说故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产品最终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假如资本市场把一个产品和企业的估值推得很高，但实际的市场需求又没这么大，这样的故事肯定是会垮掉的。”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未来也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大数据系统来评估客观的评估它的市场价值到底有多少和市场的需求到底有多少。”
  他认为，要开发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医疗器械产品，企业必须与临床医生合作。“医生是离临床最近的人，他们最知道患者的需求和临床的痛点在哪里，能帮助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他说道，“比如某个产品每100个人里边有50个人要用，与每1000个人里只有1个人要用，市场的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医学方面也需要考虑产品未来的市场价值。”
  不应过度泛化创新
  心脏瓣膜产品是近年来医疗创新器械领域最为热门的赛道之一，也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也涌现出包括上海捍宇医疗在内的一批独角兽企业。捍宇的二尖瓣ValveClamp就是由葛均波领衔团队研发的该领域首个国产器械产品，并由中山医院向企业进行转化，一旦批准上市，该产品将填补结构性心脏病领域国产二尖瓣产品长期的空白。
  新兴的经导管瓣膜治疗术正在引领介入心脏病学的新一轮革命。在资本的推动下，已经有包括ValveClamp在内的8款二尖瓣器械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产品的高度同质化也决定了未来该领域激烈的竞争格局。
  “中国出现一个产品之后往往很快就开始同质化竞争，而国际上的医疗器械企业几乎没有简单的仿制，巨头公司也就只有几家；但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诞生了数十家医疗器械公司，并且产品高度同质化，过度地把一个创新泛化了，我觉得我们国家药监部门应该关注这种情况，并负起责任来。”葛均波呼吁道。
  他同时呼吁，在加强创新医疗器械研发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比如材料科学。“材料科学方面的研究投入可能在10年以后都完全看不到结果，但一旦材料诞生并进入临床应用，那么国家可以通过收税等方式再去反哺材料的基础研究。”葛均波表示，“我认为让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研发平台去做材料方面的创新是不切合实际的，需要从顶层进行推动。”
  葛均波认为，材料方面的突破将会成为中国医疗器械进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关键因素。“目前我们的人体器官疾病如果进展到中末期，只能进行一些姑息治疗的方法，对器官进行修补，支架或者瓣膜都是这类疗法。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通过组织工程、干细胞等研究，开发出整个的人体器官，包括心脏。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材料科学的进步。”葛均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